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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本质
  • 工作论文 2020-09-21

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,打破了过去系统化的知识传播路径,“知识的平民化”正在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、不得不面对的现象。从这个角度看,如何协调“大众”与“精英”的国际,将是对未来社会具有长远手机版的重大挑战。

随着全球贫富鸿沟正日益扩大,人们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等问题让社会两极分化得更厉害,社会不满情绪随之上升,表现在日益增长的民粹主义中。不知不觉中,我们是否发现整个世界因民粹正在燃烧?目前大多数学者对民粹的来源与定义大多数都停留在一个认识上—— 日益增长的贫富差距是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,如何解决贫富差距也成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所面对的重大挑战:起草一份新的社会契约,让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和劳动阶层都能得到他们最想要的东西。


知识的社会化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原动力。通过知识在人际间的传播并迭代,人类才真正得以跨越了时间的局限,实现了知识的继承与创新。这种传播通常来说通过两种方式实现,第一种是系统性的教育。其中既包括了跨越不同社会组织的教育系统,还包括了知识在社会组织内部(如家庭、社团)的小范围传播。而另外一种则是通过物质化的载体实现,我们通常可以将其称之为大众传媒。

实际上,后者才真正是专属于人类的独创,因为在一些哺乳动物中(如鲸鱼),也存在着知识和信息在种群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迭代。因此可以说,广义上大众传媒才真正是人类实现知识社会化的独有手段。因此,一个社会的大众传媒审美,作为一种底层定义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且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知识传播模式和特点,因为能够走完系统化的教育的人在绝大多数社会之中都是少数派,是“精英”;能够做到终身学习的,更是少数派,同样也是“精英”,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。

然而,信息时代的到来,信息社会的形成,使得互联网在极大程度上放大了底层定义的音量,正在打破过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体系,“知识和信息的平民化”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不论是大众传媒,还是系统的教育体系,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都是系统化的。教育体系自不必说,从六年(九年)义务教育,到高中三年的中等教育,再到大学及以上的高等教育,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是递进并且系统的。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跳过其中一个环节而直接迈向下一个环节。

更重要的是,即使是通常意义下更加“下里巴人”的大众传媒产品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所传播的信息仍然是系统化的,具有内在的秩序。戏剧和文化在产生的时期都是出于“教育大众”的目的,而一部成功的作品需要提供大量的、系统性的细节才能博得观众的好感并长久不衰。比如《红楼梦》,比如《战争与和平》,比如《双城记》,比如《九三年》。读者在欣赏这些不朽名著时,不光光是在单纯欣赏他们的故事,同时还在了解那段历史。过程中将会很自然地去产生某种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

所以,大众传媒作品的教育意义是客观存在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何经典的大众传媒作品多以悲剧为主,原因在于喜剧(尤其是单纯逗人一乐的欢乐喜剧)往往聚焦于一个节点,信息丰度不足;且目的也更加单纯,只是为了情感的抒发。

然而,网络时代的到来和信息的全球化正在改变过去的知识传播模式,知识的传播正在变得越来越垂直,越来越碎片化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,如今的社会,每一个人都被直接纳入了信息网络之中,成为了一个单独的节点。

现今的社会,极端一点来看,甚至有没有“人”都不重要,因为所有能够代表这个“人”的东西都可以被信息化,电子化!这样的信息环境,随着手机的普及,让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呈现出高度的碎片化,一方面确实极大地加快了(半真半假的)知识的社会化速度,并且打破了不同专业和受众之间的壁垒。比如,一条关于天文学的短视频可以在几天内被数亿人观看,而不管观众的年龄、学历、经验如何不同,他们都能从其中吸收一部分知识和信息。

然而,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想要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却变得难上加难。因为人们接受到的信息都是不成体系的,需要人们的二次加工与重新组合,而绝大多数受众不具有这样的能力。因为教育背景、社会经历、乃至年龄和心理状态的不同,个体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也是完全不同的。有统计显示,我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最主要的年龄区间在21-30岁这一区间。虽然这个年龄段有不少受过“高等教育”的大学生,但大多数人是不成熟的,他们不会因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本科教育,在认识水平上发生一个质的提高。一旦他们已经走出了大学,就会无法融入社会,用“我行我素”的行为标榜着自己的软弱。所以大部分的人根本不具备整合信息和知识的能力,而只能在信息大潮中随波逐流。

信息时代的到来正在打破过去系统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体系,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出现了割裂,进而手机版到了社会进步的原动力。一个健康的社会之中需要(知识和经验层面上的)“精英”来承担“领航员”的作用。而系统的另一端则应该是人数更加庞大的“非精英人群”。

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社会中,这两者之间的国际并不是对立的,而是一种协作与共生的国际。随着知识与经验的积累,一部分曾经的“非精英”也会变成“精英”,整个社会进而实现了良性运转。然而,大众传播领域内的信息碎片化传播,粉碎了这一体系,不但在两者之间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对立,而且由于群体规模的巨大差异,底层公众的音量远远大于上层,因此知识和信息的有序整合实际成为了泡影。实际上,这并不是一个我国独有的问题。

在此次新冠疫情当中,美国和欧洲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运动本质上也反应了这一趋势:民众不再相信精英所代表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素养,但自己在效率和科学性上又确实不如精英。在这方面,日本可能是少数个例,这从日本的新冠防疫工作中就可见一斑。这恐怕与日本高达80%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有关。换句话说,日本的防疫策略恐怕只有日本能用。

信息时代的到来,打破了过去系统化的知识传播路径,“知识的平民化”正在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、不得不面对的现象。从这个角度看,如何协调“大众”与“精英”的国际,将是对未来社会具有长远手机版的重大挑战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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